摘要：在讨论职业教育时，杜威多次用到职分（calling）一词。但是，这个词的已有中、日文译法，还不能准确传达杜威的用意，这为理解其职业教育观制造了障碍。杜威使用的职分概念，不同于一般所谓职业或工作，而是有自己的独特意涵：第一、可以提供工资收入以外的回报；第二、可以在个体身上激发内在义务感；第三、可以对个体行为构成明确约束；第四、是出于个人的慎重选择。在与斯内登的争论当中，杜威反对各种偏重技能培训、偏重谋生问题的实业教育。在职业教育问题上，杜威重视个体能否发现与自己相宜的职分；进而，在实现个体发展的同时，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在尽忠职守日益值得强调的今天，有必要重提杜威的职业教育观，寻回作为其理论核心的职分概念。这是一个理论工具，可以用来应对今日职业教育乃至普通教育领域的“饭碗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杜威早已反对过，但却在此后的时代一再出现。
关键词：杜威; 职分; 职业教育; 斯內登
一、calling的中日文译法及其问题
《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第23章题为《教育的职业面向》（The vocational aspects of education）。杜威在其中批评了当时职业教育领域的职业主义倾向，进而阐明了自己的职业教育观。在行文中，杜威除了使用vocation，还频繁用到calling等概念。对照该书已有的8个中译本、5个日译本、1个日文节译本可知，calling的已有译法颇可存疑。这些译法，在不同程度上掩盖甚至扭曲了杜威的本意，有必要做一番澄清。（已有日译本对calling的翻译均采用日本汉字。）
杜威在上述章节的第3段写道：“每个人必然肩负多种calling，并应在每一项calling中以智慧且高效的方式发挥作用；此外，任何occupation一旦与其他兴趣隔绝，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沦为因循的忙碌。”（Dewey, 1916/1980, p. 317）这段引文里的calling，在各中译本里分别被译作：职务（杜威, 1928, 第561页; 杜威, 1989, 第316页; 杜威, 1990, 第323页）、职业活动（杜威, 1996, 第350页）、投入的事（杜威, 2006, 第381页; 杜威, 2018, 第272页）、职责（杜威, 2012, 第246页; 杜威, 2014, 第205页）；在各日译本里，分别被译作：天分（デューイ, 1918, 第358页）、職分（デュウイー, 1919, 第516页; デュウイー, 1959, 第308页; デューイ, 1975, 第171页; デューイ, 1984, 第410页）、天職（デューイ, 2000, 第402页）。可以看到，不同中、日文译本对于引文中的calling译法各异。杜威继续写道：“我们通常会根据那项能使人与众不同的calling来界定这个人的vocation，而非依据那些众人共同具备的东西。然而，当我们考虑教育的vocational面向时，不应过分受制于字面意思，而忽视甚至在实质上否认他所承担的其他calling。”（Dewey, 1916/1980, p. 317）这段引文先后两次并用calling和vocation，翻译难度更大。（为方便指称，下文以“-”分隔这两个词的译法，以“/”区分同一个词在前后两处的译法。）其中，各中译本的译法是：职务/职务-职业/职业（杜威, 1928, 第561页; 杜威, 1989, 第317页; 杜威, 1990, 第323页）、行业/行业-职业/职业（杜威, 1996, 第350页）、事/事-职业/职业（杜威, 2006, 第381页）；职责/职责-职业-职业（杜威, 2012, 第246页）；使命/投入的其他事情-职业/职业（杜威, 2014, 第305页）、职务/投入的事情-职业/职业（杜威, 2018, 第272页）。各日译本的译法是：天分/天分-職業/職業（デューイ, 1918, 第359页）、職分/職分-職業/職業（デュウイー, 1919, 第516页; デューイ, 1975, 第172页; デューイ, 1984, 第410页）、天職/天職-職業/職業（デューイ, 2000, 第402页）、職務/職務-職業/職業（デュウイー, 1959, 第308页）。如此，可以获得两项观察：（1）中、日译者有意区分calling与vocation的译法；（2）此处的vocation均被译作职业，但是calling的译法多有不同。
略举一例，即可表明上述译法状况造成的难题。在谈到教育的职业目的时，杜威写道：“一种calling就是一种信息与观念的组织原则，可以同时服务于知识和智力的成长。它为纷繁复杂的细节提供了一条轴线，使各类经验、事实和信息可以彼此协调、秩序井然地排列起来。…… vocation既如磁石一般把各种要素聚拢起来，也如黏合剂一般把它们牢牢粘合在一起。”（Dewey, 1916/1980, p. 319）这段引文使用了calling和vocation，中间又间隔了别的内容。对照这两句引文的中、日文译法，可以印证上述两项观察。各中译本把引文中的calling和vocation分别译作：职业-职业（杜威, 1928, 第565页; 杜威, 1989, 第318页; 杜威, 1990, 第325页; 杜威, 2006, 第383—384页; 杜威, 2012, 第247页; 杜威, 2014, 第307页; 杜威, 2018, 第274页）、行业-职业（杜威, 1996, 第352—353页）。各日译本分别译作：職業-職業（デューイ, 1918, 第362页; デュウイー, 1919, 第520—521页; デュウイー, 1959, 第310页; デューイ, 2000, 第405页）、職分-職業（デューイ, 1984, 第413页）、職務-職業（デューイ, 1975, 第175页）。可以看到，多数中、日文译本对于calling的译法，不同于前文两段引文里的译法。如此，我们可以对calling的译法得到第三项观察：不同中、日文译本之间，同一个译本内部，对于calling译法并不统一。由于calling的中、日文译法有众多变体，导致译本读者难以知晓杜威到底在哪里用到了它，不利于读者理解杜威的本意。
把检索面进一步扩大可知，杜威在行文中还会经常用到occupation、career、employment、business、work、profession、labor。因为这些名词有时也会共享calling的译名，所以calling的译法问题就被进一步复杂化了，放大了由于calling译法问题带来的阅读障碍。以《民主与教育》第23章为例，就可以说明该问题的复杂程度了（见下表1、表2）。
再以国内多次重印的王承绪译本为例：该译本曾把这一章里的calling分别译作职务或职业，形成了一些颇不容易理解的译文，比如：“我们自然不会把他和别人所共同的许多职务称为他的职业，而是把他突出的一项职务称为他的职业。但是，当我们考虑教育的职业方面时，不应受名称字面的牵制，以致忽略并实际否认他的其他许多职务。”（杜威, 1990, 第323页）这段话里的职务对应于calling、职业对应于vocation。杜威在行文中明确区分了calling和vocation。但是，仅凭征引的这段中文译文，却很难识别这种区分。其中的一些中文表达，比如“他和别人所共同的许多职务”、“他突出的一项职务”，让人颇感费解。实际上，如果不知道引文中的职务对应于calling、不知道杜威对于calling的用法，那么整段译文就很难读得懂。再举一例。在批评专门职业的职业指导时，杜威写道：“在这个范围内，所选择的职业将使有关的人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执行别人的聪明才智，而那些发号施令的人的职业，却容许他们更加灵活地活动和重新调整。”（杜威, 1990, 第327页）这句引文里的职业都对应于calling。（请注意：calling在前一段译文中被译作职务。）同样的，如果不明就里，不了解杜威calling概念的意涵，那么所引译文本身也一样会让人莫名所以。
日本学界对于杜威职业教育观有过一些探讨，其中也涉及到了calling的内涵和译法问题。比如，草谷晴夫（1954, 第56页）认为，杜威所言职业概念相当模糊，对职分（calling）、职业（vocation）、业务（occupation）、生涯（career）的区分并不清晰。小笠原正太郎（2019, 第11页）认为，杜威著作的日文版有时会把calling译为天职，但若参照《广辞苑》第七版的解释（如，①天命所指之职业，②最适合某人天性的职业），天职有较强的宗教色彩。考虑到杜威教育理论的宗教性尚可存疑，因此该作者认为天职并不是好译法，并建议把calling译为职分。类似的，岩川直樹、中村麻由子（2017, 第28页）认为，杜威的calling是指“每个人都有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比如手工、烹饪、缝纫、织布等手工劳动，强调其生活本质性和人类普遍性，不局限于宗教意义上的天职，也不等同于现代职业导向意义上的就业准备。本庄良邦（1971, 第21页）把杜威的calling解释为特定职业，进而认为杜威批判了那种把职业教育视为对特定职业提供训练的做法。可以看到，日本学界也意识到了calling的译法分歧，并把译法问题与对杜威职业教育观的解读放在一起讨论。
在翻译英语文本时，译者完全有可能根据语境需要灵活处置概念的译法，未必要始终如一。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参差的译法不能伤害作者本意、不能妨碍读者阅读。根据上文的示例可知，calling中、日文译法的上述混乱状况，显然超出了允许译者自由裁量的范围。后文的分析将表明，calling的不当译法，形成了有关杜威职业教育观的流行误读。一些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内核，被一并掩盖了。Calling的译法选择，因此不再是翻译瑕疵，而是转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为重新解读杜威的职业教育观，我们有必要先行考察calling的意涵。
二、calling意涵的流变以及杜威的用法
把calling视为学术概念，而不是可以灵活处置的日常概念，就不难发现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了。概括来说，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劳动观的转变有关，而calling意涵的流变被认为是促成转变的一个因素。可以说，calling参与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型塑过程。基于这一观察，在整理杜威对于calling的用法时，除了要回到杜威的文本本身，还要参考相关的历史背景。两厢比照，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杜威所用calling的本意了。
（一）calling意涵的流变
Calling曾与神有关，人的行为因为参照神的意志得到了定位。于是，再平凡的工作，都可能是出于神的意志，是在完成神的召唤。因为个人生活成了神的伟大设计的一部分，让平凡的工作本身带上了神圣性。这种calling概念，改变了此前西方社会流行的劳动观，并且其主要意涵在进入世俗时代以后仍然保留了下来。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在宗教语境中使用的calling包含哪些意涵？第二、在摆脱宗教语境以后，calling的意涵有哪些继承和更新？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新的难题？
对于宗教语境中的calling，有人这样概括：“在《旧约》中，call主要指召唤神的子民参与神关于世界的伟大计划。这种call包括三个方面：得救的call、圣洁的call和事奉的call。在《新约》中也是如此。call指的是通过跟随基督的门徒生活来获得救恩的邀请，对群体和个人圣洁生活的召唤，以及服侍的call。所有基督徒都被call。所有人都被共同call。所有人都被call，要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履行这一使命。”（Stevens, 1997, p. 99）据此，宗教语境中的calling与一切人的一切事务有关，calling代表了宗教对于生活的全面渗透。吉尼斯（Os Guinness）把《圣经》中calling的意涵分解为四项（Guinness, 1998, p. 99）：第一、抓住某人的耳朵；第二、意味着命名，而命名则意味着使之存在，包括使我们成为尚未如此，但是神已经call我们去成为的样子；第三、神call人归向自己，这意味着神对人的救赎；第四、神的call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这四项意涵，可以作为理解宗教性calling的基础。它们在后来的世俗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关于宗教语境中的calling，有一个著名的案例：韦伯（Max Weber）追溯了基督教清教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sn）看来，韦伯的理论核心就是calling。按照韦伯的理解，该calling概念在古代社会和天主教当中都不存在（Giddens, 2005, p. xii）：“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韦伯, 1987, 第59页）在韦伯的理论架构下，禁欲主义与追求金钱不再矛盾：“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韦伯, 1987，第127页）不仅如此，禁欲主义还为追求金钱提供了论证：“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时光无价，因之虚掷一寸光阴即是丧失一寸为上帝之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韦伯, 1987, p. 123）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工作伦理开始形成。基于此，资产阶级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金钱，以此作为自己的天职。与此同时，新教的禁欲主义也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勤勉的劳动者。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1177b5）。”（亚里士多德, 1990, 第225页）如今，基于calling来劳动的劳动者，不再把闲暇做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了。
宗教性calling的意涵，在世俗时代得到了大幅保存，尽管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宗教意味。2005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基督教职业观念的文集写道：“我们的心躁动不安，正如奥古斯丁在很久以前所说的，直到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息。我们积累世俗的名望和物质财富，但这些并不能让我们满足。如果不是某个更宏大故事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人生故事就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努力寻找上帝calling我们去做的事。”（Placher, 2005, p. 11）次年，同一出版社的另一本有关西方社会职业观念的文集写道：“寻求有意义生活的人，希望在保有对终极且常常神秘的力量的信仰的同时，认真思考这个世界。他们顺服于这些力量，而这些力量有时召唤（summon）他们去完成崇高的任务，并在他们内心培养他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渴望。”（Schwehn, 2006, p. 13）两段引文表达了一致的判断：在世俗时代，人们依然渴望calling，无论这种calling是否来自上帝；Calling与人的意义感有关，可以满足人对于声望和财富之外的东西的更高追求。可以看到，世俗化的calling，延续了这个概念的某些宗教用法。比如，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1925年时曾说：“建工厂者即如建神庙。……在那儿工作的人就是在那儿朝拜。”（Plender, 2015, p. 17）这段话包含一种新的工作伦理，其中以对于工作的崇拜，替代了对于神的崇拜。一本题为Calling的英文书，在封面上写道：“我们多数人都在寻找calling，而不是一份job。我们多数人拥有的jobs，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都太小了。jobs对于人来说还不够大。”（Tillapaugh & Hurst, 1997, p. cover）换言之，对于多数人来说，世俗的job并不能取代calling。人们在job之外还渴望别的东西。可是，如果放弃了宗教背景，这样的calling还可以成立吗？换句话说，没有caller的calling可以如何证成？这是在摆脱宗教语境后，calling概念的新难题。杜威的calling概念，采取了一种世俗意义的用法，因此也同样会遇到这个难题。（这个难题由另外一篇文章来解答。）
（二）杜威作品中的calling
在早期作品中，杜威谈论过宗教性的calling。比如，在27岁时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杜威写道：“健康的情感，无论是不是宗教的，都是那种没有余暇或机会去沉溺于自身、关注自身状态的情感；健康的情感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追求崇高calling的工作中去。”（Dewey, 1886/1969, p. 92）到了59岁时（1915年），杜威明确对宗教性的命数（predestination）概念表达了怀疑，他在这个阶段使用的calling就不再有宗教性了：“我对神学上的命数心存疑虑，但无论如何，这套教义是把决定命数的权力赋予了全能者（omniscient being）；我坚决反对通过狭隘的技能培训，把社会性命数的权力交给任何一群有可能出错的人，无论他们的意图多么良善。”（Dewey, 1915a/1979, p. 411）可以看到，此时杜威使用的calling，已经是世俗性的了。1915年，杜威完成了《民主与教育》。书中有关calling和职业教育的相关讨论，吸收了杜威在1914—1915年间在反驳斯內登（David Snedden）时表达过的东西。后者是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效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推动了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参考这个时间点可知，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提及calling时也已经远离了宗教语境。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放弃宗教语境后，杜威能否提供一种新的有关calling的有效用法？这种新用法，在哪些方面继承和改造了calling的宗教用法？
第一、calling可以提供工资收入以外的回报
杜威反复强调，calling能带给人的绝不只是经济回报：“如果一个人对成为木匠没有自己发自内心的强烈渴望，如果他对木匠职业的兴趣只是敷衍了事，如果他在乎的根本不是为了成为木匠，而只是为了做这份工来取得报酬，那么这项职业的传统就永远不会真正融入他的能力之中并与之整合。如果他只是遵守规则、保住工作、领取薪水，那么这些传统就只是一套机械的、或多或少无意义的规则。”（Dewey, 1926/1984, p. 172）在杜威看来，“任何人，无论是农民、医生、教师还是学生，如果不能在为他人创造有价值成果的过程中感受到内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他就错失了自己的calling”（Dewey, 1916/1980, p. 129）。这里的所谓“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显然不是calling提供给个人的经济回报。在经济回报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其他类型的回报，这是杜威calling概念的第一项意涵。
杜威写道：“一种career、calling或occupation的道德意义，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能激发活力、培养技能和知识，释放和巩固个性化的能力；其次，它使人们参与其他行业的成果成为可能，从而丰富生活中有意义的部分。”（Dewey, 1923/1983, p. 253）通过投入一种calling，个人能展现和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体现了calling在个体发展上的价值；与此同时，投入一种calling，也意味着个人有机会与不同行业互动，让人感受到自身工作的价值。这就把calling的回报，刻意区分为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两方面。杜威主张以更充分的个体发展，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发展。（杜威是否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杜威说：“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没能发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或者因为环境所迫进入一个自己不相宜的calling。一个对的行业，只不过意味着个人天赋获得了充分的发挥，此时的工作冲突最小、满足最大。”（Dewey, 1916/1980, p. 360）总之，在工资收入以外，个体的充分发展和对于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杜威意义上的calling可以带来的回报。
第二、calling可以在个体身上激发内在义务感
杜威写道：“艺术功能的实现，并不意味着沉溺于内心被人为激发出来的美感情绪，而是某种calling的实践。另一方面，不言而喻的是，学生、公民、艺术家的职能，不能只通过符合某些外在（external）要求的方式来完成。如果没有内在（inner）的意愿和倾向，这样的行为就是死板、敷衍或虚伪的。”（Dewey, 1891/1969, p. 304）这段引文的前一句认为，艺术活动要想真正发挥职能，需被视为一种calling的实践。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话为包含艺术家在内的不同职能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说明，其中使用了“外在”和“内在”这对概念。这为前一句引文里的calling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概括来说，calling必定不只是外部行为合规，而是包含“内在”的“意愿和倾向”。实际上，如果不是基于“内在”的自觉，仅仅是外部行为合规，那就容易蜕变为“死板、敷衍或虚伪”；正是“内在”的东西，改变了各种约束的属性。
参照康德有关“欲求”和“义务”的区分，杜威所谓“内在的意愿和倾向”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这不是与“欲求”有关的各种实利计算，而恰恰摆脱了此类计算，是由某种“绝对值得追求之物”带来的“义务”。有关行动的“义务”基础，杜威写道：“正派人的多数行为是出于某种总体规划并据以展开，因此他们的义务感常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之中。……试想母亲在照看孩子时、商人在履行calling时，如果始终都心怀义务的意识，那么这些行为就反而不再有道德意味了！没有必要重新界定行为目标，以至于每一桩行为都有清晰的义务意识；而且，一旦如此，相应的行为也就变得刻意和虚伪了。”（Dewey, 1891/1969, p. 316）这段话的意思是，尽管calling出于义务，但并非每一项具体行为都需要从义务角度给出清晰的辩护。在calling中，多数行为或许只是出于习惯，尽管它们总体上可以借助义务来说明并且也是出之于这种义务感。
第三、calling可以对个体行为构成明确约束
杜威写道：“一个有丈夫和父母身份的人，会因为这项事实开启一系列行动，这是一种持续的、延续至未来的行动；它如此根本，以至于会修改和渗透个人的其他活动，要求这些活动相应地进行协调或重组。当然，这同样适用于医生、律师、商人、银行家、法官或政府官员的calling。每一种社会性的calling都暗示了一种持续、规律的行为方式，把不同时期发生的众多行为整合为一个整体，并使他人对其产生明确的期待与要求。”（Dewey, 1908/1978, pp. 311−312）引文中的丈夫、父母，与医生、律师、商人、银行家、法官或政府官员一样，都是某种社会性calling。进而，此类社会性calling，都分别意味着“持续、规律的行为方式”，会引起他人的某种“明确的期待与要求”。换句话说，calling可以对个体行为构成明确约束。在某种calling中应当如何行为，存在一个明确的外部标准。
把这一判断与上述calling的第二项意涵联系在一起，会形成一个表面看来颇为矛盾的局面：calling对于个体行为有符合社会标准的约束，个体无法随意改动一种calling的行为方式；同时，calling本身的成立，又要基于个体内在的义务感，并不基于外部强力。换句话说，calling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并非来自任何外部力量，而恰恰是个体的一种自觉服膺；calling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取决于个体内在义务感的建立。在《我们怎样思维》（How We Think）中，杜威写道：“对于成年人而言，主要的行动方向或多或少由环境决定。成人的社会角色，比如作为公民、业主、父母或从事某种固定行业或专业的calling，都会规定其行为的主要特征，并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自动的方式确保他们采用适当且相关的思维模式。”（Dewey, 1910/1978, p. 214）既然calling的约束取决于个体的内在义务感，各种calling对于成人的约束就都可以理解为成人的一种自觉服从，而并非迫于外界的强制了。
第四、calling是出于个人的慎重选择
出于个人选择而非神的召唤，这是杜威calling概念与宗教性calling概念的最大分歧。作为神的召唤，calling无所谓对错；作为个人选择的calling，则有可能出错。杜威写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获得从业的机会，这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如果不能发现自己人生的真正business，或者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受环境所迫陷入了一个不合适的calling，那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加悲惨的了。”（Dewey, 1916/1980, p. 318）这段引文表明，杜威确信有人会在calling的选择上犯错。换个方式表达，calling的重点在于选择，而不是为随便什么工作人为赋予意义。在自己的70岁寿辰上，杜威重复了这个话题：“幸福的条件之一是拥有这样一个calling或事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契合自己的性情。而我靠着运气或机遇，从事了思考这一工作。”（Dewey, 1930/1984, p. 420）这段引文提到了“运气或机遇”。对此，我们可以解读为：如果运气不好、机遇不佳、没能以思考为业，那么就连杜威也没办法把别的工作改造为自己的calling。
杜威写道：“有如此多的人投身于纯粹机械化的工业领域，在他们的日常工作流程中几乎没有机会独立运用头脑或思考。他们得按照自己操纵的机器的指令行事。这种状况带来的机械重复的工作，无法为共和社会培养出适合的成员。正因为如此，学校必须尽其所能去抵消现代工业生活的这类使人僵化、麻木的影响。”（Dewey, 1891/1969, p. 321）根据这段引文，杜威已经认识到了现代大工业对于人的破坏性影响。问题是，对于那些不如杜威幸运的人来说，有可能把那些不人性的工作转化为自己的calling吗？在导读《民主与教育》时，胡克（Sidney Hook）明确说现代社会的众多工作不符合杜威式calling的标准：“有些形式的工作是残酷的，它们会破坏人的感知，并以其千篇一律而使人麻木。然而，为了生产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工作却又必不可少。很难想象有谁会在流水线上找到创造性方面的满足。即使高薪和缩短工时能减轻此类工作的严苛程度，但无论工作的组织形式如何变化，它也仍然无法满足杜威提出的calling的任何一条标准。”（Hook, 1980, p. xix）胡克的导读，再次强调calling是出于个人的慎重选择。如此来看，杜威是认为教育要帮那些尚有选择机会的幸运儿，谨慎选择自己的calling；对于已经身处不幸之中的人们来说，杜威的calling概念并不适用。
（三）小结
在谈到宗教语境中的calling时，杜威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作为相信神选之民这一教义的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强调这样一种理念：每个人——不只是牧师——在上帝为世界设定的计划中都有一个‘calling’，都有一个需要完成的部分。”（Dewey, 1933/1986, p. 297）在中后期作品中，杜威放弃了类似的宗教语境，但是他的calling概念仍然与这个概念的宗教性用法保持某种连续性。换言之，杜威没有发明calling，而只是改造了他所在时代的一个常识概念。（或许正因为这种连续性，杜威才没有为calling做集中、专门的说明。）基于这些结论，在理解和翻译杜威的有关作品时，不能直接把calling对等于“职业”等概念。这样的译法，不能体现杜威calling概念与此前时代用法的这种连续性。
基于上述两组整理，杜威有关calling的一些表达就容易理解了。比如，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结尾处的那句话就是一例：“我相信，每位教师都要认识其calling的尊严；教师是社会公仆，以维护恰当的社会秩序、促进正确的社会生长。我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就始终是真正的神的先知，也是真正的神之国度的领路人。”（Dewey, 1897/1972, p. 95）根据上文的两组整理可知，在把教师工作定位为一种calling时，杜威已经在强调一些字面之外的东西了。包括：教师工作的回报绝不只是工资收入；教师要出于某种内在义务感来开展工作；教师要坚持一些确定的外部行为标准；教师工作要出于个人的慎重选择。对于杜威及其同时代的读者来说，这些言外之意或许不言自明。后世译者有责任通过对calling的转译，努力传达这些沉默的共识。在别处，杜威概括了教师有可能获得的三类回报，分别是“对知识的热爱”“对智力和道德成长的共鸣”以及“通过改善个体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兴趣”（Dewey, 1938/1988, p. 346）。杜威的这个概括，呼应了我们在这里的解读。总之，教师工作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项工作适合被从业者视为自己的calling，而不只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普通岗位。
三、杜威职业教育观的重新解读
作为杜威的学生，胡克为《杜威全集》第九卷收录的《民主与教育》写过一篇编者导言。他在文章的一开篇就写道：“除了《教育的职业面向》一章的某些元素外，约翰·杜威的《民主与教育》至今仍然是教育哲学以及社会、政治和道德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虽然这本书写于60年前，但它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感。该书讨论的观点、采取的立场，对于现代人在反思性地审视教育目标及其理由时会遇到的关键问题，仍然有显著的影响和相关性。”（Hook, 1980, p. ix）就这段引文来看，胡克认为杜威这本书历久弥新，唯独与职业教育有关的第23章是其短板。杜威对于职业教育的讨论，似乎在品质上略逊一筹。事实果真如此吗？
与胡克不同，《课程研究》（Curriculum Inquiry）杂志1977年春季刊重印了杜威与斯內登在1914—1915年间的部分讨论以及体现各自立场的背景文章。斯內登的传记作者德罗斯特（Walter H. Drost）撰文回顾了这场争论的背景，并将其与70年代美国有关职业教育的讨论作了比较。这一期的编者语，说明了回顾这场争议的动机：杜威与斯內登都关心工业化社会的教育，但二者的职业教育主张相左；二者的争议在半个世纪以后的美国重新出现了。要知道，杜威在《民主与教育》第23章等处有关职业教育的那些讨论，在他批评斯內登时就已经表达过了。这样来看，杜威论职业教育的这部分内容或许并不像胡克评论的那般不堪。实际上，后文的重新解读会表明，与《民主与教育》的其他部分相比，杜威在书中表达的职业教育观在重要性方面并不逊色。
（一）杜威-斯內登之争与杜威的职业教育观
《民主与教育》第23章开篇即写道：“当前，哲学理论的冲突，集中在对于教育职业因素的地位和功能的讨论上。”（Dewey, 1916/1980, p. 316）初看起来，这段话颇让人费解：职业教育怎么会成为哲学理论冲突的焦点呢？杜威继续写道：“劳动与休闲、理论与实践、身体与心灵、精神与世界，回顾这些对立背后的预设可知，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了职业教育和文雅教育的对立。”（Dewey, 1916/1980, p. 316）在《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里，杜威对西方哲学的二分法有过溯源。在该传统内，文雅意味着休闲、沉思、心灵活动，职业则与忙碌、浅薄、身体活动有关。检索《杜威全集》可知，杜威在1914—1916年前后，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职业教育的评论或论战文章。这些作品以及杜威对于斯內登的批评，都与杜威对于西方二分法哲学传统的立场一致。
具体到杜威与斯內登的争议来看，在1914年7月全美教育协会年会上，斯內登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根本区分》（Fundamental distinctions between lib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的演说，强调了分别办理职业教育与文雅教育的必要。这篇演说的刊出稿写道：“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职业教育在基本目标方面与普通教育或文雅教育有根本不同。因此，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政主体方面，两类教育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此外，本文还主张，对于某一特定学生群体而言，职业教育和文雅教育不可能通过兼容并包的方式得到有效实施。尝试这样做，会同时破坏文雅教育和职业训练的目标。”（Snedden, 1977b）斯內登的演说，当场引起了巴格莱（William C. Bagley）的反驳。巴格莱断言，斯內登的划分只不过是在重复古老的绅士教育和劳工教育的区分，划分专门的职业学校有制造社会隔离的风险。
随后，杜威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1914年12月号、1915年2月号上分别刊文，以不指名的方式批评了斯內登。其中，杜威在《一种工业教育的政策》（A policy of industrial education）里写道：“任何基本政策，都反对将公立学校系统用于巩固已有工业体制的永恒性。这必然会延续这一体制以及其中的所有对立，比如雇主与雇员、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Dewey, 1914/1979, pp. 93−97）题为《工业教育：一种错误》（Industrial education – a wrong kind）的文章，批评了美国印第安纳州在1913年通过的有关工业教育的法案。该法案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一种以在车间、家庭和农场中提供有用且高效的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杜威明确反对该法案，认为“与其消除普通教育，不如去为那些从事单调、重复工作的工人接受更充分的普通教育作出努力，这不只是为了提高工人自身的劳动效率，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福祉”（Dewey, 1915b/1979）。
1915年5月，斯內登在《新共和》上刊发公开信，回应了杜威的上述批评。其中，斯內登说明了区分职业教育与文雅教育的理由：“人们早就认识到，对于很多重要的行业来说，已经无法通过传统的学徒制方法来成功继承了。因此，相继出现了培养律师、神职人员、军事领袖、医生、药剂师、牙医、教师、工程师、海员、会计师、建筑师、电报员、速记员以及许多其他职业的职业学校。慈善家们在多年前还组织了为违法者和流浪儿提供职业教育的学校。近年来，国家本身也进入了这一领域。在我们的许多城市里，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在积极创立职业性的实业学校，以此作为扩展教育机会的一种手段。”（Sneeden, 1977a）对于斯內登的公开信，杜威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反驳：“我感兴趣的职业教育，并不是让工人‘适应’现有的工业体制；我并不认同这个体制。在我看来，所有不愿在教育行业尸位素餐的人，都要抵制任何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努力推动一种职业教育，先是动摇已有的工业体制，进而最终实现对它的转型。”（Dewey, 1915a/1979, p. 412）
这场争论，伴随这封复信嘎然而止，此后二人再未有过正面交锋。（斯內登此后也加入了杜威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回过头来看，斯內登自始至终未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杜威也始终保留着对于斯內登职业教育观的反对态度。比如，1916年出版的《民主与教育》，就几乎复制了杜威在答复斯內登公开信时的那段话：“任何从现有工业体制出发的职业教育规划，都可能默认并延续该体制的分裂和缺陷，成为实现封建的社会预定论教条的工具。”（Dewey, 1916/1980, p. 328）1917年，美国通过《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部由联邦政府通过的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法案，要求各州为职业教育发展制定专门计划、划拨专门资金。1918年，全美教育协会通过了题为《中等教育基本原理》的报告。其中规定，学校应为学生提供与职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能够有效参与职业活动，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可以看到，在职业教育问题上，这两份关键文件都采取了杜威反对而斯內登拥护的立场。
关于杜威与斯內登在这场争论中的胜负，克立巴德（Herbert Kliebard）的判断是：“不用说，斯內登的版本最终胜出，他强调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这也定义了职业教育的实际形态；杜威提倡的工业智能，也就是对于工业社会运作机制的敏锐理解，则几乎毫无踪迹。”（Kliebard, 1987）不过，杜威的败北，仅限于他的实际影响。拉巴里（David F. Labaree）基于提亚克（David Tyack）有关进步教育两大趋势的划分（Kantor & Tyack, 1982），为杜威相对于斯內登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实际影响，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解释（Labaree, 2010）：行政进步主义（administrative progressivism）关心功利性和社会效率方面的目标，而教育进步主义（pedagogical progressivism）则拥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愿景。杜威的失败，是教育进步主义相对于行政进步主义的失败。但是，当日的赢家如今已默默无闻，当日的输家如今却仍在被人们铭记。拉巴里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斯內登（而今）的籍籍无名，正标志着杜威的成功。”克立巴德的结论要结合拉巴里的文章来看。这样，杜威的职业教育观就不能只被看作落败的一方，而是仍有重新一读的价值。
（二）对杜威职业教育观的一种解读
1932年出版的《教育的民主哲学》（The Democra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是对杜威《民主与教育》的重述与评价，是该书历史上的第一本导读书。作者霍恩（Herman H. Horne）也是一位教育哲学家，信奉理想主义而非实用主义。在行文中，霍恩时不时就会表达对于杜威的反对意见。1973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一篇教育博士论文专门以霍恩的这本书为题，对其中各章的内容逐一做了回顾和再评价（Venturella, 1973）。这样，有关《民主与教育》，我们就获得了三份有一定连续性的文本。它们对于杜威职业教育观的重述、评价与再评价，为理解杜威的职业教育观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结合《课程研究》杂志1977年春季刊对于杜威与斯內登之争的专题回顾，我们有机会在讨论杜威的职业教育观时，在其本人的作品以外获得更加丰富的支撑材料。
霍恩注意到，杜威对于vocation有一种独特的用法（Horne, 1932, p. 432）：一般来说，职业是指一个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工作。所以，职业往往与个人兴趣无关。无论个人是否感兴趣，职业就是职业。在职业生活领域，过分强调个人兴趣反而会显得业余。与此不同，杜威扩展了职业的内涵，令其包含一切对个人和社会均有重要价值的活动。在霍恩看来，杜威是在借助重新定义的方式，回避文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这是基于最初的定义来回避问题。被职业定义排除在外的唯一活动是对个人微不足道和对社会无用的活动。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非职业的，才不包含call。就这样，借助定义，所有的教育就都成了职业教育。”（Horne, 1932, p. 433）根据1973年那篇以霍恩此书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博士论文，霍恩书中的这些评论旨在复活（revive）文雅教育与职业教育之争（Venturella, 1973, p. 300）。这是一个有趣的评价。换言之，霍恩并不认为杜威已经解决了他提出的问题，并不认为文雅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让人满意的回答。
《民主与教育》第23章的标题是“教育的职业面向”，并非“职业教育”。杜威之所以选用这个奇怪的题目，其来有自。书中写道：“存在一种危险，在理论和实践上把职业教育解释为实业教育（trade education），将其作为在未来行业中保障技术效能的一种手段。”（Dewey, 1916/1980, p. 326）杜威谈论的职业教育，不同于追求技术效能的实业教育，而是一种“文化-职业”教育。但是，恰恰是实业教育，或许才能代表当时（包括今天）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通俗理解。在1915年那封答复斯內登的公开信中，杜威使用了“真正的职业教育”这样的表达：“我显然比他（斯內登）走得更远，认为教育就应该是职业性的，不过得以真正的职业教育的名义。我反对将职业等同于那些可以在18岁或20岁之前学到的实业；也反对将教育等同于那种以牺牲行业智慧为代价（基于科学、知识形成的，有关社会问题与条件的行业智慧），来获取管理机器的专业技能；我反对把任何不以培养智力上的主动性、创造力和执行力为最高目标的训练视为职业教育，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在让工人尽可能成为自己行业的主人。”（Dewey, 1915a/1979, p. 412）基于这些线索，我们认为霍恩此处对于杜威的解读是成功的：杜威既反对无关职业的书呆子教育，也反对直接瞄准某种职业的职业训练；杜威主张，教育要给人一种寻找此生calling的意识、能力与勇气，并以此来组织他们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霍恩说得没错，杜威的确在事实上回避了文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认为一切理想教育都既文雅又职业。
斯內登的传记作者德罗斯特在回顾杜威与斯內登的这段过往时写道：“1915年，当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热情达到顶峰之际，斯內登对于杜威的攻击感到了困惑和些许不安。他不明白，一个对学校里的手工劳作写得那么早、那么好的人，怎么会不欢迎他的想法。”（Drost, 1977）斯內登的困惑和不安完全可以理解。作为那个年代美国思想界的一颗明星，作为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言人，杜威对于在学校运用手工劳作，是一贯持欢迎态度的。即使是在发生这场争议的1915年，杜威还在自己刚刚出版的《明日之学校》当中，对学校里的手工劳作进行过大量正面的报道和分析。杜威的批评之所以让斯內登感到困惑与不安，是因为杜威的反驳似乎表示他实际上是反对在学校里运用手工劳作的。真相是什么？杜威有关手工劳作与职业教育的观念如何统一？更进一步，杜威与斯內登的争论，真是以杜威的失败来告终的吗？
（三）基于calling概念重新解读杜威的职业教育观
按照杜威的概括，柏拉图为教育哲学设定的基本原理是：“教育的任务是发现每个人擅长什么，并训练他在这一领域达到卓越水平，因为正是这样的发展能以最和谐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需求。”（Dewey, 1916/1980, pp. 318−319）杜威认为，作为一种判断教育品质的标准，柏拉图的这一原理在现代社会仍然适用；柏拉图的错误只在于，他对社会所需职业的多样性、对个体潜能的丰富性没有准确估计，结果把人局限在少数几项职业当中。波普尔（Karl Popper）把柏拉图视为封闭社会的代表，他的判断依据与杜威对柏拉图的看法一致。对于本文的主题来说，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杜威的前一项判断：杜威并不认为柏拉图的这一原理本身有什么错误；教育的任务的确是要帮人发现自己的calling。这项概括，与胡克对杜威的概括完全一致：“学校教育的职能就是帮助个人发现其calling或职业核心，并围绕它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在工作之中还是在工作之外。”（Hook, 1980, p. xviii）
关于calling在个体生活中起到的“组织”功能，杜威这样表达：“一种calling就是一种信息与观念的组织原则，可以同时服务于知识和智力的成长。它为纷繁复杂的细节提供了一条轴线，使各类经验、事实和信息可以彼此协调、秩序井然地排列起来。……这种知识的组织至关重要，因为它与需求息息相关；它在行动中得到表达和重组，因此永远不会停滞。”（Dewey, 1916/1980, p. 319）从calling的角度看，杜威在职业教育方面反复强调的是，教育要面向个人的一切calling，而不只是为某种具体职业做准备。对此，霍恩这样概括：“我们不应该只为一个人的独特calling而教育，而应该为一个人的全部callings，即一个人的所有具有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活动而教育。”（Horne, 1932, p. 432）尽管杜威没有明确表达，但他所谓教育在职业方面的职能，看起来就是要帮助个人发现自己的calling，完全不是要为个人做谋职的准备。这里的callings是一个复数概念，并不限于定义个人身份的那个独特calling（也就是一般的所谓职业）。
在评论学校的社会目的时，杜威写道：“……机械重复的工作，无法为共和社会培养出适合的成员。正因为如此，学校必须尽其所能地抵消现代工业生活的这些使人僵化、麻木的影响。……课程越具有一般性，越能激发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主动性；不单纯为某些特定方向培养技能，学校才越有可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Dewey, 1922/1983, pp. 166−167）杜威的所谓“僵化、麻木的影响”，指的是现代工业“以牺牲意义为代价来强调技能和技术方法”（Dewey, 1916/1980, p. 318）。有鉴于此，杜威提出：“教育的任务不是助长这种倾向，而是要防范它，以确保科学研究者不只是科学家，教师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牧师不只是身穿教袍的神职人员等等。”（Dewey, 1916/1980, p. 318）可以看到，围绕某一门具体职业来做态度、方法、技能上的准备，恰恰是杜威要反对的职业教育。这种职业准备式的职业教育，或许能把人培养成某个行当的娴熟技工，但是并未致力于让这个行业成为那个人的calling。此时，回报仅限于工资收入；个体在工作中感受到的限制主要来自外部，并非出于个体内在的义务感。
类似的观点在《民主与教育》中也可以读到：“从感性角度看，下面的说法或许会显得苛刻，但现有制度最大的弊端并不在于贫困及其带来的痛苦，而在于有如此多人的callings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只是为了获得金钱回报。这些callings不断引起人们的厌恶、敌意以及敷衍、逃避的欲望。人们既没有用心，也没有用脑，没有投入自己的工作。”（Dewey, 1916/1980, pp. 326−327）杜威的用意很清楚：仅仅是职业准备的训练，把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上去，这很可能仍在延续一个坏的工业体制。在其中，人们感受不到自己有什么calling，而是始终与工作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甚至对抗的状态之中。具备上文整理的那些意涵的calling，因此是理解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入口。（注意：杜威的职业教育观不只涉及专门的职业教育，而恰恰是要针对普通教育立论，是在讨论普通教育的职业面向。如此，杜威论职业教育的文字，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是对于专门职业教育的评论，二是对于普通教育的职业面向的讨论。）以极简的方式来看，杜威的职业教育观可以这样概括：一切职业教育都要为calling服务，一切无关calling的职业教育都琐碎甚至有害。不改变已有的工业体制，迎合现状办实业教育，会巩固劳心与劳力、雇主与雇工的区分；对于个体来说，这样的教育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固化；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样的教育终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四）小结
根据前文的解读，杜威和斯內登的关键争议在于对calling的处理：杜威强调calling，斯內登并不强调。杜威之所以反对各种实业教育，根本原因在于后者并不关心个人能否找到自己的calling。在这个问题上，杜威的论证如下：calling可以给人内在义务感，让人自觉接受各种外部限制，实现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同时，通过个体的充分发展，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这样的一份工作，才有可能被个人引以为自己的calling。不难看到，杜威职业教育观的真正理论核心是calling。可惜的是，由于对calling的前述不当翻译，杜威教育哲学中的这个重要概念被掩藏了起来。如前所述，杜威反对斯內登，认为后者的职业教育观会败坏职业精神、巩固不正义的社会秩序。时至今日，各种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在各行各业里时有显现。尽忠职守，几乎成了稀缺的价值观。当此时，杜威的职业教育观以及作为其理论核心的calling概念就显得格外珍贵。在各个文明当中，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都从来不曾成为主流价值。在经济挂帅的时代，calling可以在工资收入之外满足人更高层次的诉求，同时也对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层必要的约束。如此来看，前文提及的胡克对于《民主与教育》第23章的微词，我们完全不必当真。是时候去寻回杜威的calling概念了！
四、结论：寻回职分
本文第一部分对于《民主与教育》已有中、日文译本的比较表明，不同译本、同一译本在calling的译法上存在大量不统一现象，并且会与vocation、occupation、career、employment、business、work、profession、labor等概念的译法相混淆。这让读者难以凭借译本准确识别calling的踪影，非常容易错失杜威式calling的本意，进而为理解杜威的职业教育观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前文已述及，统一的译法或许本就不值得追求或者本就难以企及。但是，在翻译杜威作品时，在最大程度上规避calling与相近名词的混淆，仍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寻回calling，搞明白杜威在职业教育问题上的本意，可以减少转译过程造成的混乱、活化杜威理论中的这个富有潜力的概念，进而为应对今日中国职业教育（乃至普通教育）领域的“饭碗主义”倾向提供理论工具。
基于上文的解析，我们认为在有更好的译名出现以前，“职分”或许可以作为calling的备选译名。宋代思想家邵雍曾有诗云：“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邵雍，2010，第338野马）。这句诗是对邵雍一生行止的真实写照：他基于自己的物学理论，体认到了自己的职分，笃信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这里的职分，不是基于职务或其他角色的个人选择，而是对于个人此生安排的一种确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邵雍的职分与杜威的calling有极高的一致性。杜威讨论职业教育时强调的职分，是在摆脱宗教语境以后在世俗时代仍然重要的东西。我们相信，职分对于今日中国也有同样的重要性。寻回职分，意味着对于杜威职业教育观的重新评估，更意味着对于今日学校教育的一项提醒：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职分，这是学校的道德使命之所在。对于师范大学来说，这项道德使命可以进一步具象化，比如：发现和培育那些真正以教师工作为职分的人。协助人们选择职分，进而更新各个职业领域的作风，这是对于学校教育应当培养什么人的一项杜威式的回答。
在介绍杜威的职业教育观时，吴俊升评论了当日中国职业教育的状况：“近十年来，国内关于职业教育的讨论，甚嚣尘上；但是所讨论者，还不过是些枝叶问题，关于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很少有过详明精审的讨论。……最初提倡职业教育的人，不过偶然感觉到学校毕业生出路困难问题，又偶然到欧美看到异样精彩的职业教育，便认为救济学生出路问题的对证之药，不假思索的提倡采用了。”（吴俊升，1925）根据这段评论，关注“枝叶问题”、忽略“根本问题”的后果，是职业教育更多强调“学生出路”，不再有别的什么更加高远的立意。吴俊升把这样的职业教育称作“饭碗主义的教育”（bread and butter education）。这种职教方针，在今天仍然值得警惕！
杜威认为，当日美国有关职业教育的争议，根源就在于对职业的不同理解：一是认为职业就是为了“面包和黄油”（吴俊升所谓“饭碗主义”），仅从工资收入的角度理解职业回报；二是把职业理解为人实现其道德和智力命数的职分（Dewey, 1917/1980, p. 151）。吴俊升笔下1925年以前的中国职业教育，对职业主要采取第一种理解。根据俞子夷的回顾，杜威在南京做题为“职业教育”的演讲时，台下曾有人说过这样的戏谑之语：“今天杜威好像预先知道职业教育大家要来的，所以特地教训他们一回。”（俞子夷, 1925）在吴俊升回译为英文的杜威演讲集中，收录了一篇杜威在中国做的有关职业教育的英文译稿。其中写到：“自古以来，教育就被分为两类：给治人者的是教育，给被治者的是训练。”（Dewey, 1973, p. 280）刊载杜威南京期间系列演讲的《杜威三大演讲》，也收录有杜威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讲稿，其中写道：“他们受了教育，就有意义，就有价值。做事不是仅仅为的糊口。如仅糊口，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现在他们做事，总要想减少时间、增加工资。试问余下来的时候做什么事？余下来金钱又做什么事？”（杜威, 1920，第120页）看起来，杜威与当日中国“职业教育大家”的立场分歧，完全可以用是否重视职分来概括。
更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今日中国职业教育的重点，仍然是“面包和黄油”吗？进而，追求“面包和黄油”的职业教育，是当前中国社会亟需或学校教育可能有所作为的地方吗？一旦豁免外部监督，或者在外部监督失效的地方就对自己的工作玩忽职守、为所欲为，面对这样的问题，吴俊升戏称的“饭碗主义的教育”恐怕就要失灵了。寻回职分，在职业教育中强调职分，这是杜威职业教育观的要点。这个要点初看起来过于迂腐，或者还带有一点成功者的优越感，毕竟在“饭碗”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跟一个人谈职分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了。杜威当年在南京演讲职业教育时，台下人的戏谑之语，恐怕也包含了这样的怀疑。另外，胡克为《民主与教育》写的导言中提到，类似流水线这样的工作，根本无法满足杜威为职分设定的标准（Hook, 1980, p. xix）。延续胡克的观点，那些不能给人稳定、持续的职业预期，劳动环境过分严苛、劳动内容过分残忍甚至劳动报酬不敷使用的工作，很难被人视为杜威意义上的职分。这样看来，在就业环境日趋严峻、可选择的工作机会日渐稀少的时期，谈论职分似乎同样显得不合时宜。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正是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才更需要寻回职分。因为，在这样严峻的时期，会有更多人迫于生活压力进入自己并不视为职分的行业。当此之世，更需要寻回职分。重财货、轻道德，永远不会是理想的教育。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公众号，为适应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全文链接：寻回职分：“calling”中日文译法讨论暨杜威职业教育观的重新解读
